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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现今，身份的焦虑比任何时候都强烈，因为每个人获取成功的可能性似乎比任何时候都大。”——阿兰·德波顿
“我有什么心愿？我有宏伟的梦想，但我懂不懂什么是有节制的热情？我有与生命拼搏的决心，但我有没有面对恐惧的勇气？我有信心，有机会，但有没有智慧？我自信能力过人，但有没有面临顺境、逆境都能够恰如其分行事的心力？”——李嘉诚 “我是个怎样的人？” 生活中总有很多经意或者不经意的瞬间，我们想对自我价值做出判断。而“我是谁？”这样本原的问题自古以来充满了不确定性，但“价值”二字，似乎在不同时代总可以找到测量的方式。 这是一个好的时代又是一个坏的时代。大多数人免受战争之苦，但竞争的冷酷缺少对失败者的同情。世袭和血统不再是成功的必要条件，人人因付出而收获的机会平等，但做不了精英的小人物总是被忽视。前所未有的机遇和可能让人们主动创造和忙碌，也同样取巧和不堪。我们在更宽广的自由空间里更加焦虑：错过这次，就错过了一切。 如果说“自由”是对现代人最大的奖赏，那最大的惩罚莫过于“忽视”。现实中，外部世界对价值的强势判定，冲散了人们对真实内心的探寻。我们对自我的认识取决于和主流价值观的契合度，我们通过评析别人对自己的评价，比较自己和周围人的一致性，来确立自尊和荣誉。我们被放大的选择空间里，唯独被缩小的就是自我管理；而很多时候我们追随的一切都是为了被认同和称赞。我们焦虑的正是这段自己与主流定义下的“成功”或者“幸福”的距离。 如果说幸福是每个人的终极梦想，那么成功似乎就是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。但成功又不一定与幸福相连。现实社会中很多事业有成，收入丰厚的“成功人士”往往也承受着旁人难以想像的精神压力；而能够随意，闲适地生活的人，又常常物质生活简单，被称作“小人物的幸福”，徘徊在社会主流价值观对“成功”的审美边缘。鱼和熊掌，难以兼得，即使我们安于对外部世界的坚定而放弃了对“我是谁”的疑问，我们依然存在“成为谁”的迷惑，我们依然会为未达成的期望而焦虑。 在我们如今强调“投入”的社会，出现这样一小部分人，他们“超然”地离开城市，在别处开荒种地，自给自足。其实，不被容忍的不应该是城市，而是精神上的原则。无论是对组织还是个人，我们在原则上习惯于向外的视角，又几乎同时依赖和指责外部事物。但如果你想挪动一把椅子，你“投入”地的坐在上面，或者“超然”地站起来远离它，你都不可能完成。唯有你站在椅子旁，把手放在椅子上，清晰的“自我管理”令你处于“超然投入”的状态中，并顺利移动它。 一个时代的主流价值观是强大的，但自我管理是不随时代洪流摇摆的“静态管理”。现今，身份的焦虑比任何时候都强烈，因为每个人获取成功的可能性似乎比任何时候都大，忘记了自己与几千年文明长河相比的卑微。焦虑源自对外部世界的坚定和对发现自我的放弃，而成功和幸福无法相交也是因为我们无意识的遵循“更多，更快，更好”的逻辑却忽视了自己的真正需求。对于“我是谁”这个问题，虽然难以清晰回答，但很多实际问题正是因为没有认识到它的重要性。 每个人都是不可重复的，如果能抵御外部环境对自己的复制力，在人生的不同阶段，反思自问：“我有什么心愿？我有宏伟的梦想，但我懂不懂什么是有节制的热情？我有与生命拼搏的决心，但我有没有面对恐惧的勇气？我有信心，有机会，但有没有智慧？我自信能力过人，但有没有面临顺境、逆境都能够恰如其分行事的心力？”在岁月中坚持如此的“动态自我管理”，才能建立真正的个人尊严。（文章来自：长江商学院，文/余楠） |
